王小波全集 - 分节阅读_10

    动欲望。

    现在，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，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、毒蛇，并且设法去捉他们的ji。然而，假如是有关谁好谁坏的争论，假如不是因外力而中止，就会得到这种结果。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好的，对方是坏的，而对方持有相反的看法，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。恶意到了一定程度，就会诉诸行动：假设你有权力，就给对方组织处理；有武力，就让对方头破血流；什么都没有的也会恫吓检举。一般来说，真理是越辩越明，但以这种方式争论，总是越辩越不明，你在哪个领域争论，哪个领域就遭到损害。争论的结果既然是有人好，有人坏；那么好人该有好报，坏人该有坏下场，当然是不言自明。前前苏联曾在遗传学方面展开了这种争论，给生物学和生物学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。我国在文化领域里有过好多次这种论争，得到了什么结果，也很容易看出来。

    现在我已是个中年人，我们社会里新的轰轰烈烈的文化事件也很少发生了，但我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，还是要争谁好谁坏。很难听的话是不说了，但是骂人也可以不带脏字。现在最大规模的文化事件就是上演了一部新的电视剧或是电影，到底该为此表示悲哀，还是为之庆幸，我还拿不准，但是围绕着这种文化事件发生的争论之中，还有让人大吃一惊的言论。举例来说，前不久上演了一部电视剧《唐明皇》，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，剧组的成员和一部分记者就开了个研讨会，会议纪要登在《中国电视报》上。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《唐》剧者的民族精神、国学修为、道德水准诸方面，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；唯一令人庆幸的是，还没有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。从此之后，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，我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——因为学习成绩好，我妈一直以为我很聪明。去看电影，尤其是国产电影，也有类似的危险。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：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，你就不够好；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，你就成了坏蛋。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，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坏，但有些评论者说，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，如此说来，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——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种风险？

    我现在既不看国产电影，也不看国产电视剧，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。比方说，贾平凹先生的《废都》，我就坚决不肯看，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——虽然我在性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，但我深知，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我。事实上，你只要关心文化领域的事，就可能介入了论战的某一方，自身也不得清白，这种事最好还是避免。假如人人都像我这样，我国的文化事业前景堪虞，不过我也管不了这么多。不管影视也好，文学也罢，倘若属于艺术的范畴，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欣赏，至不济落个欣赏水平低的评价；一扯到道德问题，就让人裹足不前了。这种怯懦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道德问题，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很重视道德问题。假如我干了不道德的事，我乐于受到指责，并且负起责任；但这种不道德决不能是喜欢或不喜欢某个电影。

    假如我不看电影，不看小说，还可以关心一下正经学问，读点理论文章、学术论文。文科的文章往往要说，作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南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，为了什么什么等等。一篇文章我往往只敢看到这里，因为我害怕看完后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，就要冒反对马列主义的危险。诚然，我可以努力证明作者口称赞同马列主义，实质上在反对马列，但我又于心不忍，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么大的仇恨。

    其实，不光是理论文章，就是电视剧、小说作者也会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，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，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；这样一来，他就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清。我对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，直到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里遇到了一批耍猴子的人。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：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，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，等等，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。我听了以后几乎要气死——猴戏我当然没看。我怕看到猴子翻跟头不喜欢，就背上了反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；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这些顺嘴就圣化自己的人管一管——电影、电视、小说、理论文章都可以强我喜欢(只要你不强我去看，我可以喜欢)，连猴戏也要强我喜欢，实在太过分了——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猴子，尤其是见不得它做鬼脸。

    《王小波全集》　第一卷论战与道德（2）

    现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，不再从事文化事业。不管在商界、产业界还是科技界，人们以聪明才智、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。唯独在文化界，赌的是人品、爱国心、羞耻心。照我看来，这有点像赌命，甚至比赌命还严重。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何奖品？只是一点小小的文名。所以，你不要怪文人下海。

    假设文化领域里的一切论争都是道德之争、神圣之争，那么争论的结果就该是出人命，重大的论争就该有重大的结果，但这实在令人伤心。假若重大的论争没有重大的结果，那就更让人伤心——一些人不道德、没廉耻，还那么正常地活着，正如孟子所说：无耻之耻，无耻矣！我实在不敢相信，文化界还有这么多二皮脸之人。除了这两种结果，还有第三种结果，那就是大家急赤白脸地争论道德、廉耻，争完了就忘了；这就是说，从起头上就没把廉耻当廉耻，道德当道德。像这样的道德标准，绝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接受的。

    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：我们热爱艺术、热爱科学，认为它们是崇高的事业，但是不希望这些领域里的事同我为人处事的态度、我对别人的责任、我的爱憎感情发生关系，更不愿因此触犯社会的禁忌。这是因为，这两个方面不在一个论域里，而且后一个论域比前者要严重。打个比方，我像本世纪初年的一个爪哇土著人，此种人生来勇敢，不畏惧战争，但是更重视清洁。换言之，生死和清洁两个领域里，他们更看重后者；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猛冲，却不敢朝着秽物冲杀。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，就把屎橛子劈面掷去，使他们望风而逃。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，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、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，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，不能使我惧怕；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。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文化的领域是个屎橛纷飞的场所，臭气熏天——绝不是的；我只是说，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。所以，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逃到安全距离之外，然后再好言相劝：算了吧，何必呢？

    本篇最初发表于1994年第4期《东方》杂志。

    《王小波全集》　第一卷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

    为《东方》的社会伦理漫谈专栏写文章时，我怀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，期待自己的工作能为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做出一点贡献。然而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，随时保持内省的状态是我们的传统，不能丢掉。

    我记得在我之前写这个专栏的何怀宏先生，写过一篇讨论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能否随经济发展提高的文章，得出了“可以存疑”的结论。对于某些人来说，何先生的结论不能令人满意。结论似乎应当是可以提高而且必须提高。如果是这样，那篇文章就和大多数文章一样，得到一种号召积极行动的结论。

    号召积极行动的结论虽好，但不一定合理。再说，一篇文章还没有读，结论就已知道，也不大有趣。我认为，目前文化界存在着一种“道德保守主义”，其表现之一就是多数文章都会得到这种结论。

    在道德这个论域，假如不持保守的立场，就不会一味地鼓吹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。举例言之，假如你持宋儒的观点，就会认为，全社会没有了再醮的寡妇，所有的女孩子都躲在家里等待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，道德水平就是很高的，应该马上朝这个方向努力；而假设你是“五四”之后的文化人，就会认为这种做法道德水平有多高是有问题的，也就不急于朝那个方面努力。这个例子想要说明的是，当你急于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时，也许已经忽略了社会伦理方面发生的变革；而且这种变革往往受到了别的因素的影响，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。事实上，因为我们国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，这种变革也正在发生，所以如何去提高道德水平是个最复杂的问题；而当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时，也就丧失了提高道德水平的急迫感。

    前年夏天，我到外地开一个会——在此声明，我很少去开会，这个会议的伙食标准也不高——看到一位男会友穿了一件文化衫，上面用龙飞凤舞的笔迹写着一串英文：ok，let’s　pee!总的来说，这个口号让人振奋，因为它带有积极、振奋的语调，这正是我们都想听到的。但是这个pee是什么意思不大明白，我觉得这个字念起来不大对头。回来一查，果不出我所料，是尿尿的意思。搞明白了全句的意思，我就觉得这话不那么激动人心了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已过了要人催尿的年龄，在小便这件事上无须别人的鼓励。

    我提到这件事，不是要讨论如何小便的问题，而是想指出，在做一件事之前，首先要弄明白是在干什么，然后再决定是不是需要积极和振奋。

    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，当然，有些人在这类事情上一向以为，无论干的是什么，积极和振奋总是好的。假如倒回几年，到了“文化革命”里，连我也是这样的人。当年我坚信，一切方向问题都已解决，只剩下一件事，“毛主席挥手我前进”，所以在回忆年轻时代的所作所为之时，唯一可以感到自豪的事就是：那段时间我一直积极而振奋，其他的事都只能令我伤心。

    我个人认为，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取决于两个方面，一是价值取向，二是在这些取向上取得的成就。很显然，第一个方面是根本。倘若取向都变了，成就也就说不上，而且还会适得其反。因此，要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就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。一、弄清哪一种价值取向比较可取；二、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推进它。坦白地说，我只关心第一个问题。换言之，我最关心pee是要干什么，在搞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之前，对ok，let’s中包含的强烈语气无动于衷。我知道自己是个挺极端的例子；另一种极端的例子是对干什么毫不关心，只关心积极进取，狂热推动。我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极端比较符合知识分子的身份，并为处于另一极端的朋友捏一把冷汗。假如他们凑巧持一种有益无害的价值取向，行为就会很好；假如不那么凑巧，就要成为一种很大的祸害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的一生是否能于社会有益、于人类有益，就不再取决于自己，而是取决于机遇。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，思考何种社会伦理可取的人的责任就更重大了。

    我本人关心社会伦理问题，是从研究同性恋始。我做社会学研究，但是这样一个研究题目当然和社会伦理问题有关系。现在有人说，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，我反对这种说法，但不想在此详加讨论——我的看法是，同性恋是指一些人和他们的生活，说人家是种社会现象很不郑重。我要是说女人是种社会现象，大家以为如何？——我只想转述一位万事通先生在澡堂里对这个问题发表的宏论，他说：“同性恋那是外国的高级玩艺儿，我们这里有些人就会赶时髦……这艾滋病也不是谁想得就配得的！”在他说这些话时，我的一位调查对象就在一边坐着。后者告诉我说，他的同性恋倾向是与生俱来的。他既不是想赶时髦，也不是想得艾滋病。他还认为，生为一个同性恋者，是世间最沉重的事。我想，假如这位万事通先生知道这一切，也不会对同性恋做出轻浮、赶时髦这样的价值评判，除非他对自己说出的话是对是错也不关心。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：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，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，而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，只要你是个好人，或者说，站对了立场，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。不管你学物理也好，学数学也罢，都得想破了脑袋，才能得到一点成绩；假设有一个领域，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大批的成绩，那倒是很开心的事。不过，假如我有了这样的感觉，一定要先去看看心理医生。

    在本文开始的时候，提出了“道德保守主义”这样一种说法。我以为“道德保守主义”和不问价值取向是否合理、只求积极进取的倾向，在现象上是一回事，虽然它们在逻辑上没有什么联系。这主要是因为假如你不考虑价值取向这样一个主要问题（换言之，你以为旧有的价值取向都是对的，无须为之动脑子），就会节省大量的精力，干起呼吁